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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敬梓简介

吴敬梓(1701——1754),字敏轩,号粒民(现存吴敬梓手写《兰亭叙》中盖有印章:“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”),清代安徽全椒人。吴敬梓生于清圣祖康熙四十年,卒于高宗乾隆十九年,年五十四岁。幼即颖异,善记诵。稍长,补官学弟子员。尤精《文选》,赋援笔立成。不善治生,性豪迈,不数年,旧产挥霍俱尽,时或至于绝粮。雍正十三年,(公元一七三五年)巡抚赵国辚举以应“博学鸿词”,不赴。移家金陵,为文坛盟主。又集同志建先贤两于雨花山麓,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。资不足,售所居屋以成之,家因益贫。晚年,自号文木老人,客扬州,尤落拓纵酒。后卒于客中。敬梓生平最恶举业,所著《儒林外史》五十五回,(一本作五十六回,又一本作六十回,均非原本)专写熬中于此者之真相,幽默诙谐,读之捧腹。又有《诗说》七卷,《文木山房集》五卷,诗七卷,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并传于世。因家有“文木山房”,所以晚年自称“文木老人”,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,故又称“秦淮寓客”。他出身于仕宦名门,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,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,及至成年,因为随父亲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。吴敬梓22岁时,父亲去逝,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。

    经历了这场变故,吴敬梓既无心做官,对虚伪的人际关系又深感厌恶,无意进取功名。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洪词考试,他竟装病不去。他不善持家,遇贫即施,家产卖尽,直至1754年53岁去逝时,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。

   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、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,有《文木山房诗文集》十二卷,今存四卷。不过,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,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《儒林外史》。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时间,直到49岁时才完成。人们在他的家乡建立了“吴敬梓纪念馆”;南京秦淮河畔桃叶渡也建立了“吴敬梓故居”。

    在吴敬梓的一生中,生活和思想都有极大的变化。生活上,他由富裕坠入贫困;思想上,对于功名富贵表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。他生长在累代科甲的家族中,一生时间大半消磨在南京和扬州两地,官僚豪绅、膏粱子弟、举业中人、名士、清客,他是司空见惯了的。他在这些“上层人士”的生活中愤慨地看到官僚的徇私舞弊,豪绅的武断乡曲,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,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,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。加上他个人生活由富而贫,那批“上层人士”的翻云覆雨的嘴脸,就很容易察觉到。他在《儒林外史》中对这种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腐朽作了彻底的揭露,真是“如大禹之铸九鼎,神妙无循形”(旅云《钵山志》卷四)。更由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,使他的作品分外具有吸引和感人的力量。

    他一生经历了清朝康熙帝、雍正帝、乾隆帝三代,当时,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,社会呈现了某种程度的繁荣,但,这也不过是即将崩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,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大厦将倾的事实。雍正帝、乾隆帝帝年间,清朝统治者在逐渐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,就采用大兴文字狱,设博学宏词科以作诱饵;考八股、开科举以牢笼士人,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。其中,以科举制为害最深,影响最广,使许多知识分子堕入追求利禄的圈套,成为愚昧无知、卑鄙无耻的市侩。吴敬梓看透了这种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,所以他反对八股文,反对科举制,不愿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,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,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。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他的《儒林外史》里。他以讽刺的手法,对这些丑恶的事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,显示出他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。

   《儒林外史》原本仅55回。根据程晋芳《怀人诗》,可以证明在吴敬梓49岁的时候已经脱稿(《春帆集》收《怀人诗》十几首,中有一首注:“全椒吴敬梓字敏轩。”全诗最后四句说:“外史纪儒林,刻画何工妍!吾为斯人悲,竟以稗说传。”),但是直到作者死后十多年才由金兆燕给他刻了出来。这个刻本,今已失传。现在通行的刻本是56回,其中最末一回乃后人伪作。

   《儒林外史》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。鲁迅先生评为“如集诸碎锦,合为帖子,虽非巨幅,而时见珍异。”冯沅君、陆侃如合著的《中国文学史简编》认为“大醇小疵”。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,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,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,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、恶劣的社会风习。这样的思想内容,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。加上它那准确、生动、洗练的白话语言,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,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,出色的讽刺手法,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当然,由于时代的局限,作者在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,却把理想寄托在“品学兼优”的士大夫身上,宣扬古礼古乐,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,这是应该加以批判的。

   《儒林外史》全书56章,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联起来,这些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的。全书的中心内容,就是抨击僵化的考试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。

   《儒林外史》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,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,以及对吃人的科举、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,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。《儒林外史》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,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。现在,《儒林外史》已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等多种文字,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。有的外国学者认为: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,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、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。它可与意大利薄加丘、西班牙塞万提斯、法国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相抗衡。
    吴敬梓(1701——1754),字敏轩,清代安徽全椒人,他出身于仕宦名门,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,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,及至成年,因为随父亲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。吴敬梓22岁时,父亲去世,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。

  经历了这场变故,吴敬梓既无心做官,对虚伪的人际关系又深感厌恶,无意进取功名。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鸿词考试,他竟装病不去。他不善持家,遇贫即施,家产卖尽,30岁移居南京秦淮,直至1754年54岁客死扬州时,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。

 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、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。不过,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,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《儒林外史》。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时间,直到49岁时才完成。

  《儒林外史》全书56章,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联起来,这些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的。全书的中心内容,就是抨击僵化的考试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。

  《儒林外史》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,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,以及对吃人的科举、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,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。《儒林外史》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,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。现在,《儒林外史》已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等多种文字,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。有的外国学者认为: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,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、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。它可与意大利薄加丘、西班牙塞万提斯、法国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相扛衡。

     吴敬梓纪念馆坐落在全椒县城以北,原北极阁地址附近,一条宽阔而漂亮的新襄河横卧在面前,一孔大桥跨河跃过,直达纪念馆大门正前方。

     吴敬梓纪念馆兴建于1985年10月,1986年底建成。正面有三进仿古建筑,二到三进之间,两边各有两阶厢房,别具一格的走廊使相互之间委曲相连。馆内树秀竹翠,花开四季。整个馆园既有南方园林之秀,又有北方古建之雄。馆里收藏有各种吴敬梓研究资料。
    

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。前期,他与小山一样,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“正常”的生活轨道之外。“少年时,青溪九曲画船,曾记游冶……朝复夜,费蜀锦吴绫,那惜缠头价。”(《买肢塘》)“王家昙首,伎识歌声春载酒,白板桥西,赢得才名曲部知。”(《减字木兰花》)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,而更多地标榜一
 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。不是为游冶而游冶,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。胡适说,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,我倒觉得,“泥沙一掷金一担”是他有意为之。只有丧失了财产,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,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。
  “枭鸟东徒,浑未解于更鸣”!(《移家赋》)33岁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,他在族人眼中已是“传为子弟戒”的“败家子”。到了“白门三日雨,灶冷囊无钱”的地步,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。当“长老苦口讥喃喃”干涉他的自由时,他“叉手谢长老,两眉如戟声如虎”。[45]他的“痴憨”、“颠憨”、“隐括”终一生而不变,与小晏何其相似!
  《儒林外史》以王冕作为“隐括全文”的“名流”。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,就因为他是一个“嵌崎磊落”的人,一个“有意思”的人。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,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。他画荷花,“那荷花精神、颜色无一不像”,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。“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,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,他便戴了高帽,穿了阔衣,执着鞭子,口里唱着歌曲,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,惹得乡下陔子们,三五成群跟着他笑,他也不放在眼里。”这是何等任情自遂、天真自然!面对“灭门知县”的威逼,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,也不肯低头。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,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:“这法子却定得不好!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,把那文行出处,都看得轻了。”
 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,实则为一大关键。据考证,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。[46]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:“查此辈棍徒,造作讹信,往来煽感,着实痛恨,断难容其漏网。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,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。”(《雍正朱批谕旨》)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,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:“官府严刑密网,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,你一个小百姓,视如上芥,这就可敬了!”
  《懦林外史》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。当“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”的时候,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。会写字的季遇年,“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,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,由着笔性写去”。“他若不情愿时,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,他正眼儿也不看”。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:“你是何等之人?敢来叫我写字!我又不贪你的钱,又不慕你的势,又不借你的光,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,意气风发。吴敬梓把“四大奇人”当作“述往思来”的一流人物。儒林中一片狼藉,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,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。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?
  做裁缝的荆元,会弹琴、会写字,也喜欢做诗。朋友问他:“你既要做雅人,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?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?”他道:“我也不是要做雅人,也只为性情相近,故此时常学学。至于我们这个贱行,是祖父遗留下来的。难道读书写字,做了裁缝,就玷污了不成?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,他们另有一番见识,怎肯与我们相与!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,吃饱了饭要弹琴,要写字,诸事都由我。又不贪图人的富贵,又不伺候人的脸色;天不收,地不管,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。吴敬梓认识到,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。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,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,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。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,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。好一个“诸事都由我”!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,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。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,揭示出产生“奇人”的经济基础。这一点,此前无人认识到。
  开头出现王冕,中间出现风四老爹,结尾出现四大奇人,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。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、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。他们的冰清玉洁、古道热肠、淡泊明志,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,正如胡适在《吴敬梓评传》中所说:“不给你官做,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。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,只有一个法子: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,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,知道官的丑态;叫人觉得‘人’比‘官’格外可贵,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。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,就不怕皇帝‘不给你官做’的毒手段了。而一部《儒林外史》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。”
  然而,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。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,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。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,“弹了一会,忽作变徽之音,凄清宛转,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”。读者读到这里,掩卷深思,怕也要“凄然泪下”了!
  【宇慧编后按:此文章原载于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2月版余杰文集《说还是不说》第六辑下篇之《畸人群像》。




 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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