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求谏》原文和译文
作者:吴兢  加入日期:10-04-10


 
原文:

  太宗威容俨肃①,百僚进见者,皆失其举措。太宗知其若此,每见人奏事,必假颜色,冀闻谏诤,知政教得失。贞观初,尝谓公卿曰:“人欲自照,必须明镜;主欲知过,必借忠臣。主若自贤,臣不匡正,欲不危败,岂可得乎?故君失其国,臣亦不能独全其家。至于隋炀帝暴虐,臣下钳口②,卒令不闻其过,遂至灭亡,虞世基等,寻亦诛死。前事不远,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,必须极言规谏。”
  贞观元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正主任邪臣,不能致理;正臣事邪主,亦不能致理。惟君臣相遇,有同鱼水,则海内可安。朕虽不明,幸诸公数相匡救,冀凭直言鲠①议,致天下太平。”谏议大夫王对曰:“臣闻木从绳则正,后从谏则圣②。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③,言而不用,则相继以死。陛下开圣虑,纳刍荛,愚臣处不讳之朝,实愿罄④其狂瞽⑤。”太宗称善,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⑥国计,必使谏官随入,预闻政事。有所开说,必虚己纳之。
  贞观三年,太宗谓司空裴寂曰:“比有上书奏事,条数甚多,朕总黏之屋壁,出入观省。所以孜孜不倦者,欲尽臣下之情。每一思政理,或三更方寝。亦望公辈用心不倦,以副朕怀也。”
  贞观六年,太宗以御史大夫①韦挺、中书侍郎②杜正伦、秘书少监①虞世南、著作郎②姚思廉等上封事③称旨,召而谓曰:“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,若值明主,便宜尽诚规谏,至如龙逢、比干④,不免孥戮⑤。为君不易,为臣极难。朕又闻龙可扰⑥而驯,然喉下有逆鳞。卿等遂不避犯触,各进封事。常能如此,朕岂虑宗社之倾败!每思卿等此意,不能暂忘,故设宴为乐。”仍赐绢⑦有差。
  贞观八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朕每闲居静坐,则自内省,恒恐上不称天心,下为百姓所怨。但思正人匡谏,欲令耳目外通,下无怨滞。又比见人来奏事者,多有怖①,言语致失次第。寻常奏事,情犹如此,况欲谏诤,必当畏犯逆鳞。所以每有谏者,纵不合朕心,朕亦不以为忤。若即嗔②责,深恐人怀战③惧,岂肯更言!”
  贞观十五年,太宗问魏征曰:“比来朝臣都不论事,何也?”征对曰:“陛下虚心采纳,诚宜有言者。然古人云:‘未信而谏,则以为谤己;信而不谏,则谓之尸禄。’① 但人之才器,各有不同:懦弱之人,怀忠直而不能言;疏远之人,恐不信而不得言;怀禄②之人,虑不便身而不敢言。所以相与缄③默,俯仰④过日。”太宗曰:“诚如卿言。朕每思之,人臣欲谏,辄惧死亡之祸,与夫赴鼎镬⑤、冒白刃,亦何异哉?故忠贞之臣,非不欲竭诚,竭诚者乃是极难。所以禹拜昌言⑥,岂不为此也!朕今开怀抱,纳谏诤,卿等无劳怖惧,遂不极言。”
  贞观十六年,太宗谓房玄龄等曰:“自知者明,信为难矣。如属文①之士、伎巧之徒,皆自谓己长,他人不及。若名工文匠,商略诋诃,芜词拙迹,于是乃见。由是言之,人君须得匡谏之臣,举其愆②过。一日万机,一人听断,虽复忧劳,安能尽善?常念魏征随事谏正,多中朕失,如明镜鉴形,美恶必见。”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③之。
  贞观十七年,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:“昔舜造漆器,禹雕其俎①,当时谏者十有余人。食器之间,何须苦谏?”遂良对曰:“雕琢害农事,纂组伤女工②。首创奢淫,危亡之渐。漆器不已,必金为之。金器不已,必玉为之。所以诤臣必谏其渐,及其满盈,无所复谏。”太宗曰:“卿言是矣。朕所为事,若有不当,或在其渐,或已将终,皆宜进谏。比见前史,或有人臣谏事,遂答云‘业已为之’,或道‘业已许之’,竟不为停改。此则危亡之祸,可反手而待也。”

译文

  唐太宗容貌威武严肃,百官中进见的人,见到他都会紧张得举止失常不知所措。太宗知道情况后,每当见到有人奏事时,总是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,希望能够听到谏诤,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。贞观初年,太宗曾对公卿们说:“人要照见自己,一定要有明镜;一国之主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,一定要借助于忠臣。君主假如自以为圣明,臣下又不去纠正,要想国家不倾危败亡,能办得到吗?于是君主失掉他的国,臣下也不能独自保全他的家。至于像隋炀帝残暴淫虐,臣下都把嘴闭起来不讲话,最后终于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导致灭亡,虞世基等人,不久也被诛杀。前事不远,你们今后每当看到事情有不利于百姓的,必须直言规劝谏诤。”
  贞观元年,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:“正直的君主任用了奸臣,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;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,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。只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相处共事,如鱼得水,那么天下就可以平安无事了。我虽然不算明君,幸亏你们多次匡正补救过失,希望凭借你们直言鲠议,以实现天下太平。”谏议大夫王回答说:“我听说木材弹上墨线就能锯得笔直,君主听从规谏就能成为圣明。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必须设诤臣七人,说的话如不被接受,就一个接一个地以死相谏。陛下开拓思路,采纳臣民忠言,我等处在不避忌讳的圣朝,实在愿意把愚昧之见都讲出来。”太宗称赞说得好,下诏规定今后宰相入宫商量处理国家大事,必须让谏官跟着进来,听一听如何处理。有话敞开说,一定虚心采纳。
  贞观三年,唐太宗对司空裴寂说:“近来有人上书奏事,条数很多,我都贴到卧室的墙壁上,出入时看看想想。之所以要这么孜孜不倦,是想把臣下的想法都弄清楚。我每当一想到治国大事,有时要到三更以后才睡觉。我也希望你们用心不倦,以符合我的心意。”
  贞观六年,唐太宗因为御史大夫韦挺、中书侍郎杜正伦、秘书少监虞世南、著作郎姚思廉等人所奏的事很合心意,召见时对他们说:“我曾把从古以来臣子尽忠的事迹一一看过,如果遇到圣明的君主,自然就能够诚心规谏,但如像关龙逢、比干那样的处境,就不免身遭杀戮株连家人。做君主不容易,做臣子也难。我又听说龙可以驯养得听话,但喉下有逆鳞。你们就敢于犯逆鳞,各自进上奏书。常能这样,我难道还怕宗庙社稷会倾覆!每想到你们一片忠心,一刻也不能忘怀,所以设宴共享欢乐。”还给每人赏赐了数量不等的绢。
  贞观八年,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:“我每当无事静坐,就自我反省。常常害怕对上不能使上天称心如意,对下被百姓所怨恨。只想得到正直忠诚的人匡救劝谏,好让我的视听能和外边相通,使下面没有积怨。此外近来见到来奏事的人,常显得心怀恐惧,连讲话也变得语无伦次。平时奏事,情况尚且如此,何况要折面谏诤,必然害怕触犯逆鳞。所以每当有人谏诤时,纵然不合我的心意,我也不见怪。假如立刻发怒斥责,恐怕人人心怀恐惧,岂敢再说话!”
  贞观十五年,唐太宗问魏征:“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,这是为什么?”魏征回答说:“陛下虚心纳谏,本来应当有话说。然而古人说过:‘不被信任的人劝谏,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;已被信任而不劝谏,就叫做尸禄。’但是人的才能气度,各有不同:胆小怕事的人,心存忠直而不能进谏;被疏远的人,怕不信任而无法进谏;贪恋禄位的人,怕不利于自身而不敢进谏。所以大家沉默不言,应付着混日子。”太宗说:“这些现象确实像你所说。我常想,人臣要劝谏,动辄害怕有死亡之祸,这和赴鼎镬被烹杀、冒刀剑被斩杀又有什么两样?因此忠贞的臣子,并非不想竭尽忠诚,竭尽忠诚实在太难了。所以夏禹听了好的意见要拜谢,岂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。我如今敞开胸怀,接受谏诤,你们无须因为害怕而不敢把想说的话说出口。”
  贞观十六年,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:“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人是明智的,但要做到实在困难。这像会写作的文士、有技巧的工匠,都自夸自己有本领,别人比不上。如果遇上著名的文士、工匠来评量指责,杂乱无章的文辞和拙劣的技艺就会显现出来。这样说来,君主须有匡救谏诤的臣子,来指出过错。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事情,若单靠一个人来了解判断,即使再辛苦劳累,怎能把每件事都处理得尽善尽美呢?我常想念魏征遇到问题时随事谏诤匡正,多次切中我的过失,这好像用明镜来照形体,美与丑都会显现出来。”因而举起杯子给房玄龄等几位敬酒,勉励他们也应这样做。
  贞观十七年,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:“从前虞舜制作漆器,夏禹雕饰祭器,当时劝谏的有十多人。饮食器皿一类的小事,何必苦谏?”褚遂良回答说:“从事精雕细琢会妨害农耕,编织五颜六色的彩带会妨碍妇女的正常事务。首创奢侈淫逸,就是危亡的开端。有了漆器不满足,必然要用黄金来做。金器还不满足,必然要用玉石来做。所以谏诤之臣必须在事情的开端就进谏,等到已做完再劝谏也不起作用了。”太宗说:“你讲得很对,我所做的事情,如有不当,不论是在刚开始,或者是将做完,都应当及时进谏。近来我翻阅前朝史书的记载,有时臣下进谏,君主就回答说‘已经做了’,或者说‘已经同意做了’,终究不肯停止改正。这样下去危亡的灾祸在一反手之间就会到来。” 

 


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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